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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缺乏系统的人力资本战略导致盛极而衰

来源:未知 2018-10-09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的赶超竞争下逐步衰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终于彻底丧失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

  在英国崛起的历程中,人力资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作用。但与德国、日本等后发国家不同,处于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英国,并未形成明确的人力资本战略。英国崛起中的人力资本因素,更多的是在要素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以及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激励性制度环境。

  (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逐步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英国顺利推进工业化的重要保障

  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只是欧洲中等规模的国家,1700年总人口只有850万人左右,相当于俄罗斯的30%、法国的40%、德国的60%。18世纪上半叶,英国率先开启了“农业革命”,使农业实际产出在18世纪提高了43%,人均产出提高了25%,由此人口快速增长。1820年,英国总人口达到2120万人,是1700年的2.5倍,年均增长7.6%。。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增加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为英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大批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非全日制转移到全日制、从家庭就业转移到工厂就业,参与到工业化大生产之中。据迪恩和科尔(1962)测算,1751 1851年英国总就业人数从330万人增至970万人,几乎增长两倍,其中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565万人,廉价且具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对英国的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也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历史来看,英国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不强,雇佣劳动现象比较普遍,劳动力的地理流动相对频繁。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北部工业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十分突出。于是,英国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劳动力流动的措施,如1834年的《新济贫法》赋予了雇主以任意工资雇佣救济对象的权利,引起极大争议。另外,爱尔兰、苏格兰也有大批居民为谋求生计涌入英格兰,大幅压低了劳动工资水平,提供了劳动力储备。相对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既满足了英国工业化中对劳动要素的实际需求,也使劳动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加速了资本积累,逐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也促进了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大量发明创造人才和具有风险精神的企业家是英国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从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开始,英国进入了持续的技术创新周期。早期的发明创造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以瓦特发明改良的蒸汽机为标志,工业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技术创新步伐进一步加快,且以“联动”的形式带动了机械制造、炼铁、化工等领域更大范围的创新和应用。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工业革命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创造都不是来自职业科学家,而是由大量的工匠、技师或工程师完成。据统计,1700 1800年100多位英国杰出科学家中,近半数都属于“爱好者”,其中医生、技师、牧师为主业的占45%(雅各布,1997)。这是因为,源于中世纪的学徒制在进行职业和技术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杰出发明家、工程师和实业家的成长靠的是旧式的学徒训练,在实践中学习并增长知识和技能,从而成为技术中坚(麦克莱伦和多恩,2005),这是英国不同于德国、法国之处。金德尔伯格也认为,工业革命能够持续发展,就是英国可以获得具有创造活力的人才和必需的机械技术,以应对瓶颈并将其打破。

  此外,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总人口中拥有企业家素质的人群比例上升以及他们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弗林,1966),也是重要因素。这些企业家多为清教徒,被排除在英国的政府、军队和要求博学的职业之外,信奉“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崇尚通过个人努力创造财富、成就事业。他们具有冒险精神、管理才能和商业机会把握能力,敢于承担风险,注重个人信誉,积极推动生产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创立了工厂制度,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效组织在一起,提供了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英国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研究显示,1801 1860年英国GDP年均增长2.6%,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2%,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0%,体现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创新等因素,是驱动英国工业革命中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三)形成了有利于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激励性制度环境是英国崛起的关键因素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逐步形成了一套有利于激发创新创造、促进每个社会成员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与国家富强目标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这是英国崛起中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因素。

  首先,在政治制度层面,英国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就确立了“自由”的政治传统,奠定了宪法政治的基础。《权利法案》进一步确认了议会主权,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此后,逐步形成了责任内阁制度和两党制,实现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立。这一系列政治制度彻底打破了英国专制权力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强调,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议会至上和普通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

  其次,在经济制度层面,英国在传统上约定俗成地就具有私人财产权的理念。《大宪章》提出了臣民对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权,13世纪左右,英国的普通法已经基本形成,保护私人财产权是重要原则。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霍布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思想家都极力主张财产私有、保护私人产权。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英国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制度日臻完善。特别是,英国于1624年颁布了《垄断法案》,这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它规定发明人享有14年的专利和特权,为工业革命中大量发明创造的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1700 1759年英国发明专利年均6.3项,1825年达到250项,60年间几乎增长了40倍(金德尔伯格,2003)。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下,发明创新是十分有利可图的事情,成为企业家和技术工匠的自发追求。此外,在企业和金融制度方面,英国于1600年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开英国合股公司制度的先河,这对于分散经营风险、加快资本积累、发展贸易和制造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储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制度创新,也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本流动。

  再次,在文化层面,韦伯式的“新教伦理”在英国具有长期传统,甚至在宗教改革之前,英国人就形成了勤奋节俭、锱铢必较、追求财富的伦理,即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个人把努力增加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是美德和能力的表现。在新教伦理的指引下,众多英国城市新兴的中等阶级努力扩大生产、追求资本积累、创造社会财富,商品市场不断发育,专业化分工趋于深化,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系。

  第四,在社会层面,与欧洲大陆的旧制度国家相比,英国的社会结构更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在英国,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是一个数量不多的贵族阶层,据统计,在17世纪中叶贵族数量不到300人。处于社会底层的,是与中等阶层数量差不多的劳动阶层,以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为生。在此之间,是由乡绅、小商人、小地主、小制造商、工匠和技术工人等构成的中等阶层。他们具有人身自由,拥有不同数量的个人财富,受人尊敬,以勤劳致富,是英国社会结构中最重要、最独特的部分,甚至是政府的中坚和社会结构的砥柱(麦克法兰,2013)。据格雷戈里·金估计,1688年英格兰中等阶层的数量接近总人口的一半。特别是,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划分不是建立在血统和法律特权之上,而是以财富和土地为基础。任何社会阶层只要能够获得财富,就能够不断提高社会地位,财富是英国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这激励着中下阶层疯狂地赚取资本、积累财富,在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强盛。

  总之,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以及英国由此成为全球霸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奇波拉所言,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人力资本虽然不是英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但自始至终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是英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但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之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中的保守思维,阻碍了英国人顺时应势适应时代新变化,原有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本制度,却成为制约英国持续推进技术、制度和产业组织创新的因素。例如,以工匠和业余发明家为主的技术人才结构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中技术创新的需要,对基础教育和技能教育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产业组织刚性延缓了向具有规模收益的大企业转换的步伐,企业对新技术、新发明的应用动力不足,电力、石化、钢铁等新兴产业发展迟滞,“第三代企业家”贵族化趋势明显、企业家精神缺失等。

  近代以来,人力资本在典型国家崛起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地,人力资本对国家崛起的支撑作用是自然而然的,与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环境紧密联系、内在统一。这一过程中,英国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人力资本战略,人力资本是其崛起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与德国、日本等后发国家有明显不同。然而,也正由于英国没有系统的人力资本战略,导致盛极而衰、逐步落伍。这说明,大国崛起只有人力资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国家长盛久兴没有人力资本是绝不可能的。后发国家必须结合本国国情,科学制定人力资本战略,把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为国家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英国崛起在人力资本方面最重要的启示是,激励性的制度环境对于激发全社会各阶层创新创造的潜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英国在历史长河中渐进形成的政治环境、经济制度、文化习俗、法律体系、社会结构,是崛起的关键因素。这使追求财富、崇尚创新、拓展贸易、扩大投资蔚然成风,个人利益诉求与国家发展目标浑然一体,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国家崛起也就成为必然。这启示我们,要真正地发挥人力资本对国家崛起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努力营造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的环境,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尽气力,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与国家富强目标的紧密结合。

  大国崛起的过程十分复杂,人力资本的作用往往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起到的作用也非一成不变。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受益于学徒制传统,大量工匠、技师等业余科学家推动了机械工程技术领域的大量发明创新,但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时,英国工商企业仍然坚持学徒制,缺乏系统理论知识的技术工人已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这严重束缚了英国工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同时,英国教育体系也未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教育投入不足,对小学义务教育重视不够,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大学对科技人才培养不力等弊端,使得人力资本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终于被德国超越。这启示我们,人力资本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不是绝对的,必须根据新环境新变化及时调整完善,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只有持续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使人力资本在国家崛起中发挥应有的支持作用。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当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更加强调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英国在崛起过程中,社会所具有的开放性、流动性为凝聚各阶层力量、激励个体为国家奋斗提供了重要动力。因此,要使人力资本在国家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为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求创造条件。要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平等机会。还要增进社会流动性,消除社会歧视,促进社会融合,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防止利益固化和阶层固化。

  (本报告执笔人:王辉,报告刊发时有删节。课题负责人:隆国强,协调人:贡森,课题组成员:林家彬、李国强、王辉、刘理晖、宣晓伟、喻东、包雅钧、宋佾珈、张冰子、单大圣、李昂、田禾)亚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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