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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机遇与

来源:未知 2018-10-02

  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高中升学率持续上升,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家长、学生和高中所关心的侧重点不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当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遭到社会对于高等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困境等问题的质疑。

  在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中心执行主任程莹、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喻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沉简以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与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现状为背景,深入探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机遇与挑战。重点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全球市场的现状发展 、高等院校“全球贡献”与“国家/地方责任”的整合与平衡等问题。

  程莹博士这次演讲中主要从排名方面探究中国顶尖大学的发展。首先,他提到了中国大学进行一流大学建设的历史。他说,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差不多要追溯到20年以前,在1998年,北京大学100年校庆的时候,亚洲城主席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一流大学的口号。但当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教育部开始愈发重视中国的一流大学水准,使用9项指标,对比了4组不同层次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并最终得出结论:北大、清华处在世界大学200-300名,交大、复旦、浙大等处在300-500名。

  基于国家教育部的排名,程莹博士和其团队尝试用更多数据去量化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并从2003年开始制作 “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此排行榜具有四项特点:

  教育质量(quality of education):获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

  教师质量(quality of faculty):获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室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

  科研成果(research output):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

  因为在这项排名中,每一年的计算方法是完全保持一致的,所以中国一流大学的表现有极大的提高。中国一流大学数量从2004的8所增加到了2017年的45所。科学论文发表数,高被引学者数等数据也呈现出了明显的提高。然而,中国一流大学至2017年还是没有出现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学者。

  最后,程莹博士称,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可测量的指标,了解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与进步,也可以看到中国一流大学目前存在的问题。

  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喻恺:民办高等学校应该更多帮助学生就业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市场,拥有超过1000亿的资产投入,也是很受关注的投资领域。喻恺博士在本次演讲中主要分享了他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未来发展的想法。

  喻恺博士介绍到,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市场中国,有40%的人会参与到高等教育中去,并得到公众财政的资助。而剩下的60%是享受不到政府高等教育福利的。但其实,这40%的人口的家庭经济条件会相对更好一些,也就是说越不需要的人却拿到了更多的补助。他认为这一部分补助应该更分配于农村偏远地区的小学,中学等。

  喻恺博士对比了以前和当今高等教育的区别。在中国高等教育刚刚兴起的时候,工作是包分配的,也就是说毕业的时候就一定有工作。但今天,我们不能够保证上过大学就可以就业。目前,我国年轻失业人口有40%是上过大学的。因此,中国民办高等学校应该做出更多创新去帮助学生毕业就业,比如与知名企业进行合作。

  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有700所左右,但这些学校的性质高度分散。其中,绝大多数学校都是个人创办,所有权,管理效益差别很大。因此,喻恺博士认为收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整合,调整院系等手段,所有系统收购的学校都可以使用相互的资源,从而提高学校运营效率和运营结果。

  教育有很多层次,有扶贫、有早教等等方面,那么菁英大学是干什么的?李沉简教授认为,菁英大学的任务有两方面:

  出人才。李沉简教授认为人才哪里都可以出,但是菁英大学培养出来的是另一类人才。这类人才具备以下3C特征:Cultured (知识和文化),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Courage (勇气)。与之相对的是需要戒除的犬儒3C:Calculative(算计), Cunning (精明狡猾),Cowardice(懦弱胆小)。

  李沉简教授说,中国的教育发展很好是毋庸置疑的。文革之后,中国的教育发展极为迅速,但是我们还要认真看看自己缺少什么。北大、清华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缺少的不是数量级的指标,而是灵魂。这个听上去很虚,但是是真实的。

  高等教育培养的领袖型任务需要具备的最核心素质是批判性思维。这种批判性思维是一个综合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知识储备;不仅仅是清北,所有的高校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举例:地上的建筑千般万般丰富,但是地下都是一样的钢筋水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础知识储备,包含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生命科学、艺术等等。这些学科之间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交叉的。

  能力:深层次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不仅需要有核心概念,还需要数据的支撑。其次还要有逻辑分析和陈述能力。再次在想问题的时候要拒绝种族主义等偏见。最后要有沟通能力,包括深度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北大在这些教育方向做了一部分努力,但是跟世界其他菁英大学差距还很大。

  那么来看看我们做的如何?李沉简教授用了一个很严厉的词:系统性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在大学,更存在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之后的社会,因此他提出我们应该:

  李沉简教授说,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简,代表简单。他提出我们我们应该坚持思想自由,鼓励挑战,践行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Hans de Wit:高等教育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和博弈中取得平衡

  Hans de Wit教授就前面发言的几位嘉宾做了点评。他认为,就批判性思维而言,美国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相比较而言,印度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中国,最开始在一个很高的起点,现在走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Hans de Wit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如果要生存下去、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和博弈中取得平衡。比如,评估高校水平的定量数据(如论文发布数量,科学研究成果)与难以被测量的质性数据(如人文精神、文化支撑等)同样重要,高校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Marijk van der Wende教授:科研可以有一个研究数据上的呈现,可以对教育进行评估。

  程莹博士:说到排名评估上,大家可能有一个偏见,觉得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标准,但其实我们只是把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内容进行定量化,提炼出来。我们也知道,其他有很多方面的评估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也了解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现在有一些教育研究者在做这些定性的测量,但是目前还无法应用到大范围的测量中。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引用到这些测量。一旦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广泛的指标,我们会把他们纳入进来。

  喻恺博士:我们在做排名的时候确实会更偏重定量测量。昨天我们在论坛分享上看到教育科技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把科技运用到测量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测量老师的教学质量。

  程莹博士:如果科技可以用来测量教学的质量,我们也可以纳入。但是如果仅仅用科技来测试课堂反应是不够的,学生在课堂外投入的时间、兴趣等等都需要被纳入考虑。

  Hans de Wit教授:我同意。我们很难在排名这种非常定量的测量中纳入定性的测量。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测量方法和数据,但是不能只依赖于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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