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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40岁才开始去欧洲游学 后来统领百万雄师

来源:未知 2018-09-10

  亚洲城孔子不像莎士比亚那样,他认为名字最为重要。至少“朱德”这个名字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朱德这个名字听起来格外响亮,按照发音,它在英文里应该被拼成Ju Deh。这个名字很恰当,由于语言上某种奇特的巧合,这两个字在汉语中恰好意味着“红色的美德”。然而,他在遥远的四川仪陇诞生的时候,深爱他的父母给他取名时压根无法预见到这个名字后来具有的政治含义,否则他们肯定会在恐惧之下给他改名。

  李长林告诉我:朱德年轻的时候做事大胆,敢于冒险,勇敢无畏。得益于他的家族的政治影响,朱德被新近创办的云南讲武堂录取,成为中国首批接受现代军事教育的学员。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朱德被授予中尉军衔,随后进入中国人所谓的“西洋军队”(朱德于1911年8月进入云南新军——译者注)。

  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的行动中,云南新军发挥了突出作用。当时朱德担任营长,很快就作为共和国的勇士脱颖而出(1912年6月,朱德因在辛亥起义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晋升为少校营长——译者注)。1916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此时朱德已是旅长(朱德于1916年担任团长,讨袁胜利后晋升为少将旅长——译者注),率领著名的蔡锷将军的滇军部队,第一个举起起义大旗,击碎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此时,朱德开始作为蔡锷麾下“四猛将”之一而闻名于南方诸省。

  随着声望的建立,朱德的政治地位也迅速上升。他先是担任云南府警务厅长,后担任云南省财政厅长(朱德在云南府警务厅长之后担任的是云南省禁烟局会办——译者注)。因为阅读书籍,再加上受到卷入云南革命洪流的一些归国留学生的影响,朱德就越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中国的落后。他想学习,想去游历。

  当时朱德已年近40岁,但他的身体非常好,获得新知识的欲望很强烈。他随同一些中国学生前往德国,在汉诺威附近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员,这一时期他似乎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向往社会革命理论带来的新前景。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中,他主要由一些中国学生指导,这些学生年纪很轻,足以当他的儿子——因为他从未学过法语,只会少量的德语,外语水平很低。

  通过这种方式,他阅读了一些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熟悉了欧洲政治。有一天,他的一位学友周恩来来看他,与他兴奋地谈论一部名叫《国家与革命》的著作。朱德请他帮助自己阅读这本书,就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产生了兴趣。他阅读了布哈林的《ABC》以及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后来读了更多列宁的著作。当时,大革命在德国风起云涌,促使朱德与其他数百名中国学生参与到世界革命的斗争中。他参加了在德国建立的中国党支部。

  朱德还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入了元老、民族革命者吴稚晖为中国学生创办的学校。在法国和德国,他向年轻的法国、德国和中国老师请教,谦虚地听取讲解,冷静地询问和讨论,试图透彻地理解真理。他的年轻导师们再三强调:“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理解革命的含义,你就必须去俄国。在那里,你能够看到未来。”于是,朱德再次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莫斯科,他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在中国教师的指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1925年下半年,他返回上海。从那时起,他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朱德再度投奔他曾经的上司和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将军,当时朱培德在的势力仅次于蒋介石。1927年,朱培德的军队占据了长江以南的数个省份,他任命朱德为江西省省会南昌的公安局长。朱德在南昌还负责指挥军官教育团,并与驻在赣南的第九军取得了联系。在第九军,有他曾经在云南指挥过的一些部队。这样一来,他为八一南昌起义做了准备,而此次起义拉开了部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的序幕。

  1927年8月1日对朱德而言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性的日子。他接到了总指挥朱培德关于暴动的命令,但他却加入了起义者,宣布与过去的一切断绝关系。在贺龙的部队失利后,朱德率领他的警察部队和军官教育团与起义部队一道南下。南昌的城门在他的身后关上,标志着他与年轻时代的安定与腾达彻底决裂。等待他的将是多年持续不断的战斗。

  第九军一部随同朱德一道前进(第九军部队并未参加南昌起义,编入起义部队的实为朱德的军官教育团——译者注),与起义部队南下前往汕头,曾一度占领该城,后被迫退出,再度撤往江西和湖南。当时朱德的得力干将中有3名黄埔军校毕业生:王尔琢(王尔琢于1928年5月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试图追回叛逃部队时遇害——译者注);陈毅(陈毅未在黄埔军校学习,只是于1927年5月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译者注);,后来成为红军大学校长。

  当时也与朱德在一起。(当时并未与朱德在一起,他未参加南昌起义,而是于当年11月参加了湖北黄麻起义——译者注)他们当时并未将自己称作红军,只是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在从福建撤离后,朱德的部队因人员离队和伤亡,已减少至900人,火器方面只有500支步枪、1挺机枪,每人几发子弹。

  在此形势下,朱德接受建议,与范石生将军联系。范石生也是云南的指挥官,他的大军当时驻在湘南,他虽然不是员,但在部队中接纳员,希望借助他们在政治上对抗蒋介石。

  关于朱德与范石生关系的更准确版本,后来出现在史沫特莱著作的《伟大的道路》和约翰·瑞的著作《站在反对立场的》中。作为云南人,他也愿意给同乡提供避难处。在这里,朱德的部队被编为第一四〇团,朱德本人担任第十六军的总政治顾问(朱德当时名义上担任第十六军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译者注)。朱德在此经历了最惊险的死里逃生。

  在范石生部队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张,很快就有反布尔什维克派别秘密与蒋介石勾结,企图针对朱德发动政变。一天夜晚,朱德留宿在一家旅馆,仅有40名随从,遭到政变头目胡其朗率部袭击。枪战立刻打响,但在黑夜之中,暗杀者无法看清面目。有几人将手枪对着朱德的脑袋,他激动地大喊道:“别向我开枪,我只是伙夫。别杀一个给你们做饭的人!”这些士兵摸了摸肚子,难以下手,于是将朱德带出去进行更仔细的检查。随后,朱德被胡其朗的一个堂兄弟认了出来,后者大叫道:“这是朱德!杀了他!”不过,朱德拔出藏着的武器,开枪打死了这个人,打败了他的卫兵,然后迅速离开。只有5名随从和他逃生。

  1928年4月,这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共控制5座县城,拥有5万人马(井冈山会师时,两支部队共有1万余人——译者注)。其中,只有4000人配备了步枪,有大约1万人仅配备梭镖、大刀和锄头,其他人员都是没有武器的党务工作者、宣传员或者战士家属,还包括许多儿童。

  著名的“朱毛”组合由此拉开序幕,并在此后6年里在中国南方创造了历史。朱德作为一位令人敬畏的军事领导人,其人生历程始终与苏维埃发展史融合在一起。

  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被一致推选为红军总司令。在此后的两年里,红军组建了4个军团,拥有约5万支步枪和数百挺机枪,大多是从敌军部队缴获得来的。苏维埃控制了江西南部以及湖南和福建的广大地区。政治训练得以强化,兵工厂得以建立。在整个苏维埃,正在初步实现具有社会革命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苏区日夜生产红军军装,配发给新组建的游击队,革命士气日趋提升。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多。

  在南方的这些年里,朱德在军事上统领红军全军,进行了成百上千次小规模战斗以及大量的会战,并且抵御了敌人五次大“围剿”的冲击;其中,在最后一次反“围剿”行动中,他面对的敌人在武器装备上(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预计要比他自己的部队先进八九倍,他的敌人的可用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他。不管怎样去衡量他的成与败,我们都必须承认,朱德在战术方面足智多谋,其部队行动异常灵活,其作战策略千变万化,凭借着这三点,他无疑在游击战场上打造了一支具有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的中国革命军队。南方红军犯下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负主要责任。

  众所周知,朱德很是体恤部属。自他掌控了全军的指挥权以来,他便像普通士兵那样生活和打扮自己,与他们共同吃苦,他在早期常常赤脚出行,靠吃南瓜撑过了一整个冬天,靠吃牦牛肉又撑过了一个冬天。他从不抱怨,也很少得病。他们说,他喜欢在军营闲逛,与战士们坐在一起,讲讲故事、玩玩游戏。他乒乓球打得很好,打起篮球来“打个不停”。部队的任何一名战士都能直接向这位总司令诉苦。向战士们讲话时,朱德往往脱下帽子。在长征中,他把马让给疲劳的同志骑,自己徒步走了许多路,似乎不知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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